很久以來,筆者一直在關注一個奇特現象:一些知識分子,在現實生活中文質彬彬,在網絡空間卻像變了個人,經常使用一些粗鄙化的語言,一副“我是流氓我怕誰”的樣子,以丑為美。這到底是一種什么現象,值得進行剖析。
首先,筆者認為知識分子網絡語言的粗鄙化是不正常的,不是網絡語言本應該這樣,而是一些人的過激表現。作為參照系,網絡專業的人,說話大多并不粗鄙。筆者在硅谷從沒遇到過一個語言粗鄙的人。在斯坦福大學,知識分子頂多不識校園里的加萊義民群雕為何物,“高雅”得不夠而已。
這里存在“數字原住民”與“數字移民”的區別。搞網絡出身的工程師是數字原住民,他們不需要向網民證明什么,因為網民就是他們的職業行為“制造”出來的,沒資格質疑他們屬不屬于網絡。硅谷和中關村的工程師穿著隨便,說話隨意,但很少罵罵咧咧、刻意向網民中的粗鄙一端靠攏。
反倒是數字移民,也就是那些原來生活在網下的精英圈子,上網后有意拉近與網民距離的知識分子,為了獲得身份認同,急于向網民證明自己也是“網上的”,是“同一類人”,這時最容易表現過頭。
知識分子向網上“移民”的過程,往往伴隨著痛苦的身份轉換。他們在現實生活中一直受到同行、學生的尊重。這些人上網最大的不適應,就是面對一大群語言粗糙的網民,不問青紅皂白,上來就罵。無論講出多么有水平的道理,也難以取得網下那種認同,更不要說尊重。其中一些人急于建立網上認同,于是開始學著這些語言粗糙的網民的腔調說話。有的怕挨罵,干脆先發制人,采用比網民更加粗鄙的語言說話。
平易近人是好事,但過了頭,不免迷失了自我。這些知識分子其實并非粗鄙之人。同是網絡表達,他們在文字和視頻的表現并不一致,在視頻中表現得比較本我一些,就是佐證。說明文字中的粗鄙,多是一種姿態。在這種情形背后,表達的深層語義,大約相當于《阿Q正傳》中的“同去同去”。
其次,知識分子在語言表征上,如何做回自己,區分認同正常的網絡與粗鄙的網絡十分重要。知識分子主動向網絡文化靠攏,跟上時代,是好事。但不應把網絡中的泄憤現象,與網絡意識本身混為一談。
知識分子可能面臨的網絡認同的真問題,是網絡意識與精英意識區隔問題。這種區隔往往表現在俗與雅的不同取向上。俗代表著日常生活取向,雅代表著升華的取向;俗代表平實直接,雅代表迂回曲折。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爾迪厄《區隔》一書首次指出在“低級、粗鄙、庸俗”的俗文化與“崇高、高雅、超凡”的高雅文化之間存在的區隔,是“精英與俗眾的對立”。以審美為例,布爾迪厄把這個區別歸結為康德美學與大眾審美觀的對立。在實體空間,距離產生美、藝術高于生活是常態;在網絡空間,美是直接的,生活本身美是新常態。
因此,互聯網要說有什么實質影響,并非是粗鄙化,而在于日常生活化。知識分子要在互聯網上取得認同,主要是取得對日常生活的認同,從崇高殿堂走向日常生活。在知行上,知識分子只要將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結合起來,表述平直一些,是可以過理智的網民這一關的。至于有的網民想發泄,則與知識分子認同與否無關。
網絡表達的一個底線就是,優美達不到,但美還是要的,丑就錯了。雅達不到,俗也可以,但低俗就過了。
(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書長、《互聯網周刊》主編)